（轉自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來源： 21世紀經濟報道）

 

11月23日，國務院印發《關于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

   《指導意見》提出了消費升級的六大方向，主要包括，服務消費、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品質消費和農村消費，通過發揮新消費的引領作用，培育形成新供給的力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認為，該意見的出臺，標志著供給側改革已引起高度重視，亦釋放了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信號。

   此前，我國主要采取需求管理政策，拉動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來推進經濟增長。在取得一些經濟增長的效果同時，也存在很多后遺癥。

   李佐軍認為，過去過分強調需求側，《指導意見》是一種修正，但培育新供給新動力并非是說把宏觀調控從需求側全面轉向供給側，供給和需求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二者缺一不可，而且要對稱平衡才能維持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

   六大新消費引領

   此次國務院印發的《指導意見》，強調發揮新消費的引領作用，并提出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是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經濟提質增效的重要途徑，也是構建穩定增長長效機制的必然選擇。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林念修在解讀《指導意見》時表示，《指導意見》按照符合城鄉居民消費升級的方向，拓展增長空間這個思路，提出了服務消費、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農村消費和品質提升型消費等六大領域，涉及到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的消費，既可以彌補傳統消費增長空間收窄的缺口，同時又有利于提升人力資本、增強創新驅動的基礎能力。

   根據《指導意見》，新消費的六大領域具體包括，強化基礎設施網絡支撐，拓展農村消費市場;培育壯大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3D打印、機器人、基因工程等產業加快發展，開拓消費新領域，支持可穿戴設備、智能家居、數字媒體等市場前景廣闊的新興消費品發展。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十三五’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明顯加大，要以擴大服務消費為重點帶動消費結構升級，‘十三五’期間將基本形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

   根據遲福林的判斷，“十三五”期間消費每年會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到2020年消費總規模將由2014年的32萬億元左右提高到45萬億-50萬億元。也就是說，到2020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穩定在60%-65%的區間，這對經濟可持續增長極其重要。

   林念修稱，下一步發改委將會同有關部門，按照任務分工安排，圍繞著發揮新消費新引領主要作用，抓緊制定配套政策措施，特別是要組織實施一批重大工程，為推動生活性服務業發展，加快培育新供給新動力進一步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

   培育新供給

   在李佐軍看來，創新供給，釋放消費潛力，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要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入手去解決它，在激活需求的同時，也需要創新供給。”

   “即通過需求發揮基礎性作用，依據需求發出的價格信號，讓市場主體——企業去配置資源，政府不要干預太多。消費是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引領和推動供給，這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本質要求。”李佐軍如是介紹。

   為確保新消費的增長點，《指導意見》提出要加快推進重點領域制度創新，全面改善優化消費環境。并提出了包括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大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力度，加強助推新興領域發展的制度保障，加快推進人口城鎮化相關領域改革在內的11條改革意見和方向。

   圍繞消費升級的需求，《指導意見》從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服務業、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蓬勃發展、鼓勵和引導企業加快產品服務升級等發力，創新并擴大有效供給等7個方面方面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創新并擴大有效供給。

   談及當前我國的供給體系的問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11月23日撰文稱，我國的供給體系總體具有外向型特點，即外需減少，產能轉為內需，過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體為主的供給體系，沒有及時跟上國內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而變化了的消費結構。過去供給體系能適應排浪式消費，但滿足多樣化、個性化消費的能力相對比較差。有些產業已經達到物理性和資源環境約束的承載能力峰值，價格再怎么降，產品也很難賣得出去。

   其中，供給側最致命的硬傷，楊偉民認為，是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過快。

   為此，《指導意見》從土地、人才、財稅、金融、投資結構、健全的環境政策體系提高企業經營生產的積極性。

   在李佐軍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含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通過改革增加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生產要素的高效投入；二是通過改革促進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等要素升級；三是通過改革培育企業、創業者、創新型地區或園區、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創新型政府等主體；四是通過改革(如減稅、簡政放權、放松管制等)激發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五是通過改革淘汰落后產業、培育有市場競爭力的新產業和新產品。（紀睿坤）